□ 李尚飞

这是一首国人耳熟能详的短诗：

别路云初起，离亭叶正稀。

所嗟人异雁，不作一行归。

据《全唐诗》记载，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年方七岁的女孩，南海人，或许是武则天听闻其名，召见她后“令赋送兄诗”，女孩“应声而就”。一个如此幼小的孩子，而且是男尊女卑社会中的女孩，随口能够做出这么一首佳作，显然属于天才之类。七岁，即使放在今天，也正处于启蒙阶段，应该正是识字的时候，而这个女孩，却已经完成了由文字而文化的过渡。

一个汉字，它由音、形、意构成。所谓“音”，意味着能读；所谓“形”，意味着能“写”；而所谓“意”，则意味着能“懂”，即明白它表示的含义，理解它包含的意蕴。这三者当然不是一下齐备的，它存在各种各样的情况。比如，孩子初学说话，他能发音，却未必会写，更莫说知晓它的意思；遇到一个陌生的字，看到其形，却未必知道它的发音；学会某个字的写法，却未必就明了它的含义，等等。而就许多字——不可能是全部——而言，倘若这三者都能掌握，我们就说他识了这些字。这是关于“文字”的问题。

写诗，意味着一种表达。这本身已经是文化的一种体现。不论写怎样的诗，首先你得知道什么才是诗：它的结构，它的章法，它的音韵……这是一种知识。这种知识，可以来自他人的教诲，来自自己的阅读，来自环境的浸染等。它还昭示着，你所生活的，是一个诗歌的国度。在这样一个国度里，诗歌有着无上的地位。日常生活中，也在你所生活的氛围里，人们吟诵的是诗，写作的是诗，尊重的是诗。哪怕没有人特意给你阐明这一点，你在耳濡目染之际，也会接触、感受、认同、归依于这一点，而不是背离、遗弃、漠视、疏远这一点。这是一个社会对一个生命形成的影响，同样是一种文化对一个个体灵魂的塑铸。

能够写作，显然是一种高级的文化行为。它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，也不仅仅是形式的实现，至为重要的，当是情感的注入。但这个情感却绝对不是一般的情感，而是属于一种文化熏陶下的情感。芸芸众生，这个人有着这样的情感，那个人有着那样的情感；这种情况下有着这样的情感，那种情况下有着那样的情感。但无论如何，这种情感是一种文化之下的情感。比如，西方许多国家有他们的狂欢节，在这样的节日里可以尽情地放纵自己的情绪。但这在中国就是不可思议的。我们关于“哀而不伤，乐而不淫”的情感约束，是渗透在骨子里的，是根本无法摆脱而成为不自觉的行事规范的。就此而言，我们的心灵，就是文化的心灵。

由此来看这个七岁女孩的这首诗，它就是文化的具体体现。她先识了字，并且知道了所识之字的内涵。什么是“路”“云”“亭”“叶”等名词，它们又代表着什么，她了熟于心；什么是“起”“稀”“嗟”“飞”等动词与形容词，它们的意思是什么，她全都明白。她习得作诗的基本原理，并且能够消化、运用相关原理。五言绝句的格式，她知道；以“起”“稀”“飞”来押韵，她知道；“别路云初起，离亭叶正稀”这样的对仗，她知道。她接受并且理解了相关的属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元素，并且能够加以应用。她从书籍与生活中懂得，大雁是可以组成“一”字形的；长亭短亭，是送别之处，也是别离的象征；大雁是候鸟，秋去春回，可以寄托悲于离别与渴望团圆的情思；“云初起”“叶正稀”，可以用这样的意象来烘托悲凉的气氛；“所嗟人异雁，不作一行归”，是对人生足别离的慨叹，背后还隐含着一种期望。所有这些，都流露出文化的因子，都表现出对文化的绝对认同。

这是一首好诗。一首好诗，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。由文字而文化，有一个足够的过程在里面。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称许的“天才”，便是在较早的年龄部分地完成这一过程的人物。这种对文化的亲慕与理解、消化与阐释，由这一女孩也可以看出，它至少需要这么几个要素：脚踏实地的生活，耳濡目染的熏陶，玲珑剔透的敏感，植根心灵的会悟，身为一员的参与。而能够创造性地表达，则是一种较为崇高的要求，不是每一个身具文化的人都能实现的。

故而，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巩固，便成为一位有着以上素质的人的自觉追求：他自幼就是这种文化诞生的产物，他在行于其中、受其影响的历程中，有所思慕，有所向往，有所感受，便产生了表达的欲望。而他的表达，不知不觉之间会带上他个人的因素，这种因素往往以作品的形式出现后，又进一步地维持、加强、细化、提升、深化、绵延了这种文化。

这是一项最为伟大的工作。我们知道，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得以繁衍生息，之所以能够发展不坠，就在于文化。是文化为之立心，是文化给这民族赋予存在的意义，是文化使之走到今天并且还会继续走下去。于此中间，文化不是固定的，而是不断流变的，萌生的，创新的，丰盈的。革古鼎新，始终是一条流贯于其中的主线。其间做出贡献的人，便被这一民族所尊重，所敬仰，所纪念。

所以，识者在讨论一位作家的时候，站在文化的高度上，往往既关注于其传承的一面，又重视其创辟的一面。以秦观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为例：毫无疑问，它取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；它表达的对感情的识见是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这已经是一种发明；而最伟大的，则是他将爱情放在了一个本来虚无的时空之中，如果没有这个，那么，“纤云弄巧”的浩渺天空，“金风雨露”的无尽时间，都没有一切价值——唯有了人，唯有了人的情感填充，它们才有意义。这种女娲补天式的填充，正是作为一位文化形象出现的人的价值所在。

文化并不神秘，它最终归于日常。女孩吟诵的别离，就是生命的日常；秦观所取的角度，就是心魂的维系。由文字而文化，是一种体味，一种确认，一种皈依。跨出这一步，一个生命就真正成为与历史、与祖先、与土地有着密切关联的人。既有了其来处，有了其凭依，又有了其去处，有了其归途。由文字而文化，最终指向的，大概还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的精神。由此，一个于此方面做出贡献的人才能成为民族的不朽。

最典型的就是明代的归有光，他以对家庭琐事的记述而著名，而恰恰就是这一点，却备受重视和称赞。清初散文大家黄宗羲曾说：“余读震川文之为女妇者，一往情深，每以一二细事见之，使人欲涕。盖古今事无巨细，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，长留天壤。”这类文章的精髓何在？它在完全地归依于儒家思想之后，响应此一存在状态之呼唤，将人间最真挚的感情予以呈现：我接受了这种文化，并且顺应、忠实于这种文化；我将其倾吐出来，又起到塑造人心、濡染社会、深化文化之功用。这就是孔子最重视的“推己及人”；这就是风俗“自乎一二人心而已”的具体表现。我们的文化，就是由此走向浑朴深沉、渊穆淳厚的。

如此来看唐代这个七岁女孩，她吟咏的，就是“人之常情”，以她的聪慧与巧构。她给别离这一永恒的主题赋予了别样的内涵，别样的形式。这是一种接续，又是一种填补，于是有了与众不同的价值。

我们，应该或多或少做一些关乎这方面的工作，以自己的微薄之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