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二姐带大的。

二姐不是母亲亲生的，她是大伯的二女儿。

当时还是一个大家庭，爷爷奶奶身后的五个儿子和未出阁的闺女都在一起生活，住在一个大院里。爷爷是家族权威的绝对象征，大伯是大队文书，也是家族的“掌柜”，大家在爷爷和大伯的调配下各司其职，和睦相处。

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在过度劳累中小产，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又身患重疾。母亲每天陀螺般奔波在照顾孩子和讨生活的夹缝里，疲惫不堪。

大伯当时已有五个孩子，二姐也已经五岁。百般无奈的母亲只好去求大伯，希望能让二姐过来帮忙照顾襁褓中的婴儿。大伯大婶不答应，母亲就躲在屋里无奈地哭泣，谁劝都不中用。最终，母亲的无助和真诚打动了大伯，他应允了母亲的请求。于是，二姐走进了大院里的拐角房，走进了母亲“眼泪淹过缸”的儿女血泪史。

小小的二姐很懂事，自理能力很强，也很会哄小孩。她的加入让我们的小家庭立刻充满了安定的情绪和欢乐的气息。

遗憾的是，白血病无法医治。第二个孩子的离去，母亲的伤口再次被无情地揭开。在那段滴血的日子里，二姐的陪伴是母亲擦拭泪痕时递来的手帕，舔舐裂缝时暖心的依偎。二姐成了母亲眼中唯一的希望、心里时时地牵挂。

我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新的希望，但也伴随着踉踉跄跄。出生三天，我就出现村医诊断不出的病痛，疼痛折磨着我稚嫩的身体，我依赖着母亲一刻不停的脚步和二姐尽心尽力的陪伴。

百日那天，母亲结婚的红棉袄已经破烂得做成了尿布，二姐好看的大眼睛也肿得像熟透的桃子。

“那个‘天皇皇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夜哭郎，过路君子读三遍，一觉睡到大天亮’的夜哭郎表对谁家的孩子都起作用，就你例外。”二姐现在还会嗔怪地对我说。

我三岁时，大家庭分家。因为没有说定，母亲忧愁分家后的举步维艰，更担心朝夕相伴的二姐会被大伯要回，竟然病倒在床。大伯知道母亲的心思，于是让大婶告诉母亲：“你去告诉她，给她了。”那时母亲的感激和欣慰，烙在了心里。

分家时，二姐和大伯还曾为两个木质油桶争来抢去，最后二姐抢不过大伯，抱了旧油桶回来。不知道大伯是故意逗二姐，还是二姐的执着激起了大伯的欲望，但直到现在这件事都是我们姊妹调侃的话题。

之后我还是病病殃殃，照顾我的任务就更多地落在了二姐身上。十岁的二姐聪明伶俐，很多家务都可以独立完成，照顾我更是尽心尽力，甚至只带我玩耍而不带四哥——她的亲弟弟。为此，大婶多次让母亲劝说二姐，二姐不但不听，还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只扫我家拐角屋门口的地方，而不管大伯家和其他地方。二姐的这份专注和界限分明惹得本家尤其是大伯大婶既好笑又嫉妒。

母亲依赖二姐，心疼二姐，把二姐视如己出，竭尽所能满足她的愿望，每次出门、去亲戚家必带二姐。母亲姊妹多，我的六个姨娘每次见到二姐都会给她礼物：袜子、鞋垫、头巾、布料，从不空手。她们同情母亲的遭遇，也知道二姐的身份，担心二姐心里有罅隙，都想让她有认同感和归属感。而二姐和母亲总是处得如胶似漆，不明内情的人根本不知道她是大伯家的孩子。

我七岁那年，大伯和大婶决定要回二姐。

在大伯正式通知父母后，母亲一病不起。母亲眼看拗不过大伯大婶，失去二姐已成定局，在经历了猝不及防的失落和痛不欲生的无奈后，挣扎着起身，请来了队长和村里有威望的老人，当着大家的面，把二姐还给了大伯大婶，也把十年的陪伴和期望交给了大伯大婶，只剩下了空空的双手和伤痕累累的内心。

当母亲把二姐的东西搬出来时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：花花绿绿的头巾鞋袜，各色各样的衣服布料、杂七杂八的各种物件。一个老人说：“我生了七个闺女，合起来都没有这么多的东西。”大家都明白，在那个极度困难的日子里，母亲在用全部心血真心疼爱这个并非己出的女儿。

母亲说还是要感谢大伯和大婶，毕竟是他们在自己最难的时候答应让二姐过来，而且一待就是十年。

那天，二姐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十五岁的二姐被要回去后依旧来来回回跑，母亲却被痛苦的泪水淹没了好几个春秋。

我一直以为有人偷走了我们的姐弟情，但二姐一直在“生我的母亲”和“养我的母亲”之间奔波周旋。

二姐五岁开始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十五岁离开，整整十年。

二姐在我家先后带过三个孩子：夭折的二姐和四弟，艰难留存的我。

母亲共孕育过六个孩子，四个先后夭折，母亲紧紧攥在手心里的种子，在寒风中被一粒一粒夺走。是二姐在母亲一次次的椎心泣血里，用少女的纯真和母子的深情，搀扶母亲跋涉着那段血泪辛酸史。

二姐是母亲最艰难的岁月里、我们磨难重重的家庭里闪过的一线希望，绽放过的一缕彩虹。

“姐弟情深无芥蒂”。二姐，就让奔波的我们，在春风拂面时笑谈过往，在日暮迟迟时感怀岁月，在互相祝福中走好余生。

（俞恒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