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李尚飞

我对任中敏，仅限于听过他的名字，并不了解，查了一下，才发现他在古代词曲和敦煌研究方面成就卓著，还因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获得过国务院的奖励。

之所以做这番工作，直接原因，是从卢冀野的集子《旧时淮水东边月》中看到了他的办学事迹，是出于职业习惯决定下的好奇。

这本书中，有一篇题为《任中敏先生》的记人文章。文中认定任中敏有三个身份，而最后一个，就是“教育家”。卢冀野的文笔虽然极为简练，但从中仍能看到任中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和躬行实践的崇高精神。

他在担任国民党立法院秘书时，有一天忽然对卢冀野说：“这样的生活，我不愿干了。”甚至表示连他擅长、钟爱的曲学也不干了。当卢冀野惊讶地问他为什么时，他的回答真是令人钦佩：“对己固然有趣味，于人一点没有用，太自私了，太自私了。”由于党派斗争，他不愿意再厕身这个是非中心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但放弃钟爱的曲学，则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。他的理由值得我们深味：作为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青年，在当时国势日衰、民生凋敝的时候，不求明哲保身，而求于人有用，这就是一种兼济天下的胸怀。他连用两个“太自私了”，分明在检讨自己，在指责自己。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觉悟，那就不是一个狭隘自我的人，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，而是一个眼观天下、关照黎民的人。王阳明曾说：“为学须有个头脑，功夫方有着落。”这个“头脑”就是你的立足点、出发点。你的人生到底如何才能有意义，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在里面。因此，辨明事业所在最为重要。任中敏就有着这样的自觉。

那么，做什么呢？在于他，最有价值的工作莫过于教育。他说：“我认为切实的干，只有办学校。我的意思想办一个中学校。我们看看自己能不能作堂堂正正的一个人，再说指导青年的话。”于是他到镇江中学担任了校长。

这段话心声的流露，也是值得我们欣赏的。首先，要“切实的干”，不再搞那些对当时社会“无用”的东西，人生，贵在务实不务虚，要有踏踏实实的作为，也要有对国家、对文化看得见的贡献。如此，一个人才不会有那么多的烦忧，才显得充实。这是古人所谓的“事功”思想，在创造于外的同时也创造于内，于是两相益彰。而他后面的话更是让人感动。为什么要做一番事业？为什么要选择某一种事业？首先是为了让自己“作堂堂正正的一个人”。一个人做这番事业，他全身心地投入，殚精竭虑，为的是让自己高尚起来，丰盈起来；而这番事业，却也恰恰会成就他这个人，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“事上磨炼”。办学校，自然“指导青年”应该是首位，但他却放在了后面。这种思想是传统的，也是最堪今人借鉴的。当年蔡元培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职时的理由与这差不多：你觉得自己不够格，这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和一些学问之士聚在一起，互相探讨，自己就有了进步的可能。也就是说，你边学习边教授。学学问，学做人，提升自我；教别人学问，教别人做人，发现自己的不足，省察克己，进一步提升自我。在这种思想决定下，教育就是最好的职业了。孔子不就说过吗？他教诲颜回，却也使自己取得了进步。而从更为广泛的层面而言，有什么样的青年，就有什么样的民族，什么样的国家，什么样的未来。教育，就是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领域。所以，钱穆说，对于孔子，教育是第一位的，政治和著述则在其后了。显然，任中敏也认识到了这一点。

卢冀野此后与任中敏接触较少，对于任中敏的许多具体工作，他自然也便不能了解。但他写到的三次见面，却将任中敏的诚恳和真切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这种特点，首先表现在他与学生的共同生活里。他穿着与学生一样朴素的学生服，与他们整日相处。为了与学生达成一致，他不再喝一杯酒，也不再吸一支烟。他和学生一道吃饭，一处起居，甚至把藏书也捐给学校。“他和朋友通信，从不用学校信笺。他见学生的扣子没扣好，他替他们扣好。”这些细节真正是一位师德高尚之人的表现。首先，他想让学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本身就先做怎样一个人。这显现的，既是一种严格的自律，也是一种榜样式的召唤——希望你们也能这样；其次，让一般人觉察不到的，也是最关键的，是他在用这种方式来修炼自己，提高自己，教育工作在于他，是一种充满情怀、情操的事业，当他全身心地扑入其中，按照传统儒家所要求的“诚”与“敬”来做的时候，他便与之融为一体了——他就是教育，教育就是他，而他也由此变得纯明起来，洁净起来；再次，就是他将自己也真正地当成了一个学生，这不是降低身份的问题，这恰恰是给自己找准了定位的问题，和学生一起生活会怎样？会感染他们，会引领他们，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，更会让自己去掉身份的限制之后得到一种素朴的快乐，情感的丰富，精神的适足。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讲课，那是每一位老师都可以做到的，但品行气质的传递和道德文化的熏陶，却恰恰就在通过这种润物无声的方式。

正因为如此，在他离开镇江中学之后过了两年，学生都还记得他。当时卢冀野去做学生讲演会的评判员，讲到“我所崇拜的人”，学生十个里面有九个都说是“前任任校长”。这就是人格魅力而不是强权带来的效果。

当他在栖霞山做乡村老师时，卢冀野看到他“土气更重了”。这种“土气”，大概一方面指他脱去了以往专心地研究曲学时那种书卷气，另一方面指他的务实精神，这种脚踏实地的与田野、与民间、与学生息息交通的生活，改变了他，使他显得厚重而凝实，外表像土地，而内心充满了朗照。

卢冀野最后说，当任中敏到了中年后，头发白了不少，但“朝气”却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。一个作为一线教育者的“朝气”，就来自他的躬行实践，就来自他对自己的满意，就来自他瞅到远方之后那种发自内心的驱动力。